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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平:中国、世界与新天下观

文章来源:未知时间:2018-07-03

一、中国发展与世界观演变

所谓的中西碰撞,以及“中国与世界”这个话题,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。中国历史上跟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是以周边为主的自然延伸,并且那时候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,“民族国家”是近代以来的与主权、领土完整等相关的概念。中国原来也有与外族的领土纠纷和战争,或遭到外族的入侵,但19世纪中叶与西方的这次碰撞的确是前所未有的,被称为“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。

这次碰撞的结果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,中国对西方列强又割地又赔款、自己沦为了半殖民地,而且从那以后中国节节走衰,面临着民族危亡甚至被叫做亡国灭种的危险,直到《凡尔赛条约》出来,才爆发了启蒙与救亡的“五四运动”。

其实还在五四以前,美女总裁的最强高手潇逸风,从龚自珍、魏源等开始,张之洞提出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,严复去海外留学,孙中山等提出“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”,主要都是处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,为了实现民族独立,早期志士仁人在救亡图存这一点上有很多是共通的。如此一步步走来,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,从五四到建国,从建国到改革开放,到今天我们明确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,这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。

1895年4月17日,中国清朝政府与日本明治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《马关条约》。中方全权代表为李鸿章、李经方,日方全权代表为伊藤博文、陆奥宗光。该条约的签订使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。

从1919年五四到1949年建国30年,解决了“站起来”的问题或解决了“挨打”的问题。而我们被“老师”打,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了,真正是“漫长的革命”!这就是为什么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最后一句是“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,从那时起,为了反对内外敌人,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,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!”比较而言,十月革命只用了“震撼世界的十天”就取得了政权,法国大革命是五年,美国独立战争是八年。[1]

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,使“站起来”中的救亡图存或“挨打”问题基本解决了。当然,为了保卫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(台湾尚未实现与祖国的统一),我们在1950年代初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、1950年代中后期与苏联出现严重分歧,这些也都是“站起来”过程中必须要解决或确保的问题,不论事后看我们也被迫付出了多大的代价。

在保住主权独立的前提下,1950年代就开始了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探索,目的是要解决“挨饿”的问题。经过前三十年的艰辛探索和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持续稳步发展,中国终于解决了“富起来” 的问题。这个“世界奇迹”的背后,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,坚持四项基本原则,坚持改革开放,走向世界。

我们的对外开放和走向世界,从一开始就不仅是向狭义的西方开放。回想起来,1970年代末的第一轮改革和开放是学东欧,特别是南斯拉夫、匈牙利,接着是学日本、新加坡以及“亚洲四小龙”的经验,但解放后的第二个三十年确实以学习西方发达国家为主。

如果再往前追溯,从1954年周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,到1955年出席万隆会议,中国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,开始了具有我们特色的与战后广大新独立国家的交往交流。我们与战后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不只是建交,确实关系很近、很深,特别是1953年12月总理在京会见印度客人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。以至于1972年我们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有一种说法是这些亚非国家“把我们抬进联合国”的。[2]

虽然真正把对外开放作为国策(和对内改革同时启动),是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之时算起,但其实这一轮的对外开放,至少应该从1972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、尼克松访华和中国与日本、中国与欧洲主要国家建交那个阶段就开始起步了。历史总是在波浪中前进,既有否定之否定似的“扬弃”,也有看得见看不见的连续性和继承性。[3]


1971年10月25日,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决议,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。

图片来源:中国共产党历史网

改革开放到今年就正好是四十年了。我们解决了近代以来“挨饿”的问题,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国人民“富起来”。“富起来”有好几个方面:第一是经济持续地高速增长,GDP 连续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,现在仍保持在中高速。如果是丹麦、新加坡等比较小的经济体,保持高增长相对容易得多,而以中国如此大的人口、如此差的基础(毛主席和小平同志过去讲中国特色,很长时间首先都是说“国家大,人口多,底子薄”),这么长的时间保持两位数增长,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。

第二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几亿人摆脱贫困,这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脱贫。在英、法、德等先发工业化国家,工业化之初就像狄更斯小说所描写的城市状况那样,贫困人口更多了,恰恰是工业化进程加大了贫困面,“起飞”阶段很多人进了城,却沦为利物浦、曼彻斯特、伯明翰那样的贫困人口聚居区,只是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,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,或者这些国家成为了“福利国家”,或者大规模减少了贫困人口的比例。而中国是在起飞的阶段就使整个社会“富起来”,实现了“帕累托效应”,绝对贫困人口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大规模减少,即使在不断提高贫困线的标准的情况下,这一世界最大的减贫过程一直没有中断或减慢。[4]

农村的脱贫可以说一年一个样、一步一扩展,一开始是针对老少边穷地区,后来是整个农村,都基本摆脱了贫困。到现在只剩下最后的3000万人,到2020年经过精准扶贫,不仅应该能够实现全部脱贫,而且从相对意义来讲,我们的城市人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改革,整体上不仅摆脱了商品短缺和生活困难,全社会也基本实现了小康。